中国插花两度东传日本

身边学插花的人正在多起来。不过,学西式插花和日本插花者甚众,学中式插花的倒不多见。何故?

要知道,东方插花是以中国插花为源头蔓延开来的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国插花简史》就写到,中国插花两度东传日本。

第一次是在隋唐时期。公元593年,日本飞鸟时代,第一位女天皇——推古天皇即位,但真正执政者为推古天皇的侄子圣德太子,他先后三次派遣堂弟小野妹子率领使团出访中国。

小野妹子在中国看到了佛前供花种种,回国后,特别向推古天皇禀报。圣德太子去世后,小野妹子在其创建的观音道场紫云山顶法寺(又称六角堂)潜心研究佛法及供花之道,传授门徒。日本花道历史由此展开。

六角堂位于圣德太子沐浴的水池之畔,因此也被称为池坊。小野妹子开创的日本首个插花宗派便以池坊命名,小野妹子也被称为日本花道之祖。

8世纪奈良时期,日本又先后派遣19批遣唐使,引入梅、菊、柳、桃、李以及牵牛花。日本人爱极了梅花,官员们效法唐风举办梅花宴,结集于8世纪末的《万叶集》留下118首咏梅诗。牵牛花是另一深受日本人喜爱的花材,被称为朝颜、夕颜,时常作为参悟茶道之用。

中国插花二度东传日本是在明代。那时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持续上百年。日本权势之家常常举办唐物鉴赏会,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尤其喜好中国花瓶,多次举办“花瓶合”,即花瓶比赛。

与中国花瓶一同传入日本的,还有瓶花之道。袁宏道的《瓶史》在日本大受赞赏,甚至由此诞生了日本另一个插花流派“宏道流”。

《瓶史》在中国插花史上也是一本重要著作,因为对于中式插花而言,品瓶尚在品花之前。“花、器对半”是中式插花不同于西式插花的重要理念。西式插花主张在艺术层面进行审美和设计,与几何学、建筑学、色彩学等有很深渊源,而中式插花注重文化表达、道的贯彻。中式插花先有立意,再来呈现,“器可载道,花可明意”。

中式花器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比如内刻铭文的青铜尊是商周时期大型礼器,自宋代开始就只作为花器,被称为花尊。清代乾隆最喜欢的花器则是鹿头尊,取长寿之意。其他花器如觚、琮式瓶、观音瓶、梅瓶、蒲槌瓶、玉壶春瓶……个个都有说道。

中国插花文化出现很早,于新石器时代就有萌芽,汉代出现最早关于插花的记载,隋唐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插花理论——罗虬的《花九锡》,短短75个字就勾勒了从空间设计、创作到欣赏的完整插花体系。到了宋代,插花更是成为文人四大雅事(插花、点茶、熏香、挂画)之首,时人对花的感知包括了花情、花性,甚至是等级和品第。给花排资论辈的举动实令今人匪夷所思,但对花至情至性的体察却也让今人望尘莫及。

兼具风雅与实用魅力的中国插花,绵延千年,未曾断绝,可以说是“凝聚思想和智慧的活化石,是人们与自然、与他人、与自我沟通的独特方式”。

现如今插花重兴,为何中式插花却置身边缘呢?作者之一的李响认为,我国治史门类广博,插花却处于史学盲区,缺乏有效资料甄别与整理,“在日本花道讲体系、讲传承、讲规范的对比之下,中国插花更见羸弱。”

另一作者孙可也提到,他在罗马孔子学院讲学时,翻译只会用日语发音来译中国传统插花,当时的尴尬和不甘他一直记得。

孙可是中式插花传承人,出生在京城南锣鼓巷的帽儿胡同,他名字里的“可”字就来源于家对面的可园,那是清代大学士文煜宅邸的花园。孙可从小就跟姥姥、母亲莳花弄草,这一带始终有人保留着养花、插花、赏花的癖好。

包括插花艺术在内的各门类文化,总是起起落落流转往复,今后学习中式插花的人,想必也会慢慢多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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