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画重精神,所以必崇品学,品,可包括画品、人品!

中国画重精神,所以必崇品学。品,可包括画品、人品。中国传统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三不朽。孔子说: “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未必有德。”管仲相齐,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使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,孔子犹称其“器小”。刘熙载论书:“书,如也,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学书者有二观:曰观物,曰观我。观物以类情,观我以通德。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,而书之时可见也。”

传统有言,书画以人传。书之宋四家之一,蔡京被蔡襄替代。但现时似乎连“大节”都可以不顾了,周作人的“美文”大受称赞,张爱玲与汉奸如果我没有记错胡兰成“爱得死去活来”也成了“佳话”。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比较复杂,这里不多说。中国传统之重德重品,是确实的。技术后面有文化,所以重学:“画者文之极也……其为人也多文,虽有不晓画者寡矣。其为人也无文,虽有晓画者寡矣。”

对画的品评,即鉴赏,黄宾虹说,“作画既难,画识又难。”譬如欣赏黄宾虹的作品,每见“黑、白两类”,“千篇一律”,“看一两张、收藏一两张就够”之说,而傅雷则认为宾翁广收博取,构成自己面目,“晚年面目最多”。品评或鉴赏,可由不同的角度。熟知的是“三品”、“四品”说。先有“三品”,后又增“逸品”。

能格:“画有性周动植,学侔天功,乃至……形象生动者。”

妙格:“画之于人,各有本性,笔精墨妙……自心付手,曲尽玄微。”以上两类偏于表现客观,近于“再现”。

神格:“大凡画艺。应物象形,天机迥高,思与神合,创意立体,合化权。”主观、客观比较均衡。

逸格:“拙规矩于方圆……鄙精研于彩绘,笔简形具,得之自然,莫可楷模,出于意表。”偏重于主观,近于“表现”。

逸品原先在三品外,后来跻三品之上,原因即在从技巧到精神一层层的升进。取境上,明李日华有“画有三次第”之说:

日本美学家笠原仲二则从艺术形象的美感,大体分为三个层次:

一、“生”的满足感,停留在官能的美的感受,是感性的愉悦。

二、生命感。在精神、理性方面给予“生”的满足和充实感,是合美、善的“美”。

三、更高一层,“物我两忘”的真、善、美统一的境地。这样的“美”,“当然可以包摄博克,提藤、康德、贝歇尔等人有关‘美’的定义的全部内容,而且完全排除了他们定义中世俗臭味,比他们的定义具有更深远的意义”,这样的艺术,具有“真的生命价值和权威”。

对美感的三层次说,可参考孟子论美和冯友兰论人生境界。《孟子·尽心》:

可欲之为善,有诸已之谓信,充实之为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,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

冯友兰先生人生“四境界”说: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自然境界是不自觉的,天地境界是自觉的,“与万物同体”,“与天地合流”,即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

真指自然感情真与合理客观性。金岳霖先生说关于真:“总存在一个人的本性概念的问题,一个关系的样式的问题,一个可能的生活的问题。”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“可欲”、“有诸已”诚、信、“义”和“生”合于善者始为生,从而排除了丑恶、怪异和不利于生命的种种因素和现象。

中国文化精神核心是仁善之全德,即在仁与不仁、义与利之辨。良知良能,先天具有,后天之不善,由“习”得,习即世俗。笠原先生所说的“世俗臭味”指西方美学之“超脱利害”说或“净化”说。中国人过去不画人体,不描绘血腥、暴力,道理就在这里。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,遂逐渐世俗化。王国维说我国“宋元以后,生面特开,其淡远幽雅,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”,视今日之推扬“视觉刺激”,可知焉。

由笔墨之欣赏价值,于具体画面,我分三层次:

一、笔墨之“形”王国维谓“第一形式”——体物入流。

二、“形”之笔墨王国维谓“第二形式”——古雅,笔精墨妙,有味、有个性。

三、“不见笔墨”——“技艺之极,照极而自呈”、“笔墨都成气韵”。

“物”指描绘对象。但写“形”没有“模式”,没有一定的标准,重在神气,所谓“画虽状形,主乎意,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”、“别有追似之手,画工不与耳”。“入流”到“笔精墨妙”,这中间的粗妙颇多差异,对于它的鉴赏,古人谓“具眼”。“入流”指界线,有价值谓“入流”,没有价值谓“不入流”。

不是客观对象,故有欣赏价值,如董其昌所说:“以境之奇怪论,则画不如山水;以笔墨之精妙论,则山水决不如画。”笔墨欣赏主要在用笔用墨,所谓“古雅”,所谓“笔精墨妙”;又谓“笔情墨趣”,其中更寓作者的个性、人间相与的情谊以及与自然的交流。

高级的画,首先“看”到的是气象、气韵,优美高尚的境界,超越的自由天地。“不见笔墨”,非无笔墨,谓本当如此,本来就是这个样子,古人所谓“天机”或“天真”。看画而笔迹先入的,于此终有“一间”,因为先入眼的是“技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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