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文化:酒该怎么喝?中国古人喝酒的两种境界

酒,之于我们中华文明,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自从酒作为一种香而醇厚的“神物”问世以来,它便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,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中国人的酒文化

中国酒文化之所以特殊,其在于,它既是我们的物质文化,也是精神文化。

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文化,酒的形态是异常丰富多彩的,它的诞生和演进也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。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,酒的作用则更为广泛,它与中国人的思想、文化、艺术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
从庄子借鱼父之口,提出了“饮酒则欢乐”开始,“饮酒以乐为主”的饮酒观便与道家的自由和逍遥的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

如果说儒家的思想理论在酒礼与酒德之中体现,那么道家的思想理论就典型地反映在酒的精神之上。

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纵情诗酒,斥伪存真,回归自我,这里面既包含着他们对自然人性的理想追求,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达到道家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渴望。因而,道家的自由精神与中国酒的精神文化有着同一性。

中国很早就有“殷尚醴”、“周好酒”之说,中国的文人在饮酒方面,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。人在饮酒后,体内会出现某种化学变化,人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、感情、心理等都会受到它的影响。因此,文人们将酒作为一种精神和情绪的载体,可以通过饮用它得到释放。

因为具有较高文化修养,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使得古代文人有着诸多的个体性需求。尤其是面对繁杂与纷扰的生活,他们更需要饮酒,以超越物累,安顿心灵,获得短暂的精神自由与满足。

说起文人喜欢饮酒,我们马上会想到唐代的李白、杜甫,白居易等人。是的,他们都酷爱饮酒。但要说饮酒的洒脱自然,无拘无束的境界,他们与魏晋名士相比,就难免有些显得小巫见大巫了。

魏晋名士那洒脱不羁的浪漫主义形象,大多数都与酒有关。如有名的竹林七贤,还有“五柳先生”陶渊明、“书圣”王羲之等人。而要说他们喝酒的境界,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伶和陶渊明二人。

因为,刘、陶二人代表了中国人喝酒的两种不同境界。

刘伶:向酒而生,醉生梦死

竹林七贤,以聚集在竹林之下,纵歌畅饮而出名。而在竹林七贤中,最是嗜酒如命的当属刘伶,他终生以酒为伴,与之不能须臾相离,可谓是醉生梦死,荣辱与共。

刘伶极度推崇老庄之学,曾经任职过建威参军,晋泰始初年参加贤良对策,宣扬道家“无为而治”的治国理念。

结果可想而知,老子那一套放权的政治理念,怎么可能会受一门心思搞集权的统治者欢迎?汉朝开国那会是因为统治者没办法,国家需要休养生息。等到了汉武帝时期,一旦觉得独裁的时机成熟,就会抛弃黄老之说去搞专权。

所以,当其他名士皆因成绩优秀而得到官职后,唯独刘伶以“无用”而被罢归。

从此,刘伶便开始闲居在家,整日以饮酒为乐。因为性格沉默寡言,所以刘伶的朋友很少,但是他与阮籍、嵇康等名士却处的很好。

刘伶嗜酒如命可不是吹的,只要有酒在,他甚至不把生死之事看在眼里。为了酒,他随时都可以赴死。

“(刘伶)常乘鹿车,携一壶酒,使人荷锸而随之,谓曰:‘死便埋我。’其遗形骸如此。”——《晋书·刘伶传》

又有:

“(刘伶)尝渴甚,求酒于其妻。妻捐酒毁器,涕泣谏曰:‘君酒太过,非摄生之道,必宜断之。’伶曰:‘善!吾不能自禁,惟当祝鬼神自誓耳。便可具酒肉。’妻从之。伶跪祝曰:‘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。一饮一斛,五斗解酲。妇儿之言,慎不可听。’仍引酒御肉,隗然复醉。”

话说有一次刘伶酒瘾发作了,便向妻子讨要酒水。妻子认为饮酒过度不符合养生之道,于是将家中的酒器、酒水一并毁掉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刘伶戒酒。刘伶骗妻子说自己要戒酒,但在鬼神面前立誓,需要有酒肉等祭品。妻子信了他,怎料刘伶在鬼神面前叨叨一大堆,只是在骗取酒肉而已,完全没有戒酒之心。在成功骗得的酒肉后,刘伶面对鬼神重申了自己以酒为名,妇人之言不可听,便开始大口饮酒大块吃肉,又喝了。

在《世说新语》中又有记载:“刘伶恒纵酒放达,或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,伶曰:‘我以天地为栋宇,屋室为裈衣,诸君何为入我裈中。'”

刘伶以饮酒为常,纵酒放诞,为人讥讽也不以为意。这些超越常理的行为,是他蔑视礼法,放浪形骸的具体体现。不仅是个人的行为举止,终生嗜酒的刘伶,就连行文作诗也离不开“酒”。

刘伶现存《酒德颂》与《北芒客舍诗》两部作品,无一例外,都与酒有关。其中以《酒德颂》最出名。

在这篇文章中,刘伶拖大人先生之名歌颂自己的“酒徳”:说大人先生面对“贵介公子、缙绅处士”等礼法之士的非议和抨击,毫不畏惧,反倒加以蔑视,仍旧我行我素,放浪形骸,任性不羁,不为世俗牵累。

同时又描写了他在酒中所体认到的玄妙境界:

“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熟视不睹泰山之形,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;二豪侍侧焉,如蜾蠃之与螟蛉”。

刘伶的这段描述,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的“至人”境界:

“藐姑射之山,有神人居焉,肌肤若冰雪,淖(绰)约若处子。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。乘云气,御六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,是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”

庄子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中,最注重人的心灵问题的一个。他认为,在已经无药可救的乱世,与其“入世”去救世,还不如逃离这个世界,做一个逍遥、自由、独立的隐士。

在古代,文士是传统、正统、主流观念的载体。魏晋时期,眼看着曹氏家族颠覆汉室,司马家族颠覆曹室。正统轮番被颠覆,魏晋名士的心中难免产生信念崩溃后的虚无感。因此,很多人都在积极寻找进入庄子逍遥游境界的方式。

在刘伶那里,酒就是他达到这一境界的具体途径。醉酒后的飘忽自得的状态,使得他似乎进入到了身与物化、物我两冥的精神自由的心境。刘伶的《酒德颂》将酒提升到了反传统、反礼法,追求逍遥自在心境的精神层面,使酒蕴含了道家思想的神味理趣。

陶渊明:大隐,要隐于酒

陶渊明喜欢饮酒,可谓是尽人皆知。在其自传散文《五柳先生传》中,陶渊明提及了自己的人生三大爱好:读书、写文章和饮酒。在陶渊明流传于世的142篇文学作品中,涉及到酒的有六十多篇,光是《饮酒》诗组,就有二十首。若单看他归隐之后的作品,几乎是篇篇有酒。陶渊明之前也有文人诗中带酒,但毕竟酒对诗的影响只是间接的。但陶渊明不同,他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。可以说,正是从他开始,酒和文学发生了紧密的联系。

与竹林七贤一样,陶渊明在仕途不顺后,出于对世道的失望而选择隐遁于山林。是啊,司马氏衣冠南渡后,偏安一隅的东晋注定是一个难以有所作为的朝代。而且王、谢等门阀世家对东晋的政治高度垄断,陶渊明对于远大宏图的向往,始终就不是那么的强烈。

陶渊明29岁出仕:“起为州祭酒。不堪吏职,少日自解归”。此后,他便在家闲居了数年,直到36岁才再度出仕,在桓玄幕府任职。

桓玄是东晋名将桓温之子。桓温晚年曾经逼迫朝廷为其加“九锡”,这是曹操、司马昭干过的事情。但因谢安等人借故拖延,桓温直至去世也未能实现加九锡的愿意。

桓玄继承了父亲的志愿,他先是割据长江中游一带,后来授相国,封楚王,加九锡,最终,于403年称帝。但可悲的是,他的龙榻还没捂热呼,次年就被勤王军所杀。

桓玄死后,陶渊明就投身于刘裕的幕下。他的这次出仕,有养家糊口的原因,也可能是他在刘裕这位拨乱反正的枭雄身上,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
然而,刘裕并不是陶渊明想象的刘备那样求才若渴、礼贤下士的明主,他自己更不是诸葛孔明那样大势了然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,他只是一介文人。

在刘裕的手下,陶渊明并没有担任什么紧要的职位,他又看不惯周围人的结党营私,为非作歹。于是,陶渊明从开始的满怀期望,逐渐变得失望和厌倦。所以,他在刘裕手下待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。

后来,陶渊明又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帐下任参军,但没多久,刘敬就上表卸职。最后,他在叔叔陶夔举荐下,出任了彭泽令。彭泽离陶渊明老家不远,当时县令俸禄是三百亩公田的收成,又有差役代为耕种。因此,他打算就这么优哉游哉地等待“退休”了。

然而,年底,朝廷派督邮下来检查工作。陶渊明对官场的人情世故满不在乎,县吏便提醒他说,应该穿戴好官服去拜见。如此违背自己性情的事情,陶渊明岂会去做?陶渊明对着县吏叹气说:“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!”

说完,他就解绶辞职了。

你可能认为陶渊明太敏感了,欲成大事者可受胯下之辱,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。其实,这都是人在预设了自己将来的成功,能够洗刷耻辱的基础上的考量。

此时的陶渊明,早就对自己的仕途生涯心灰意冷,认为自己不会再有什么前程。因此,受辱后,他的尊严也不会有新的光荣来补偿,所以他只能小心地维护,不让它受到一丁点的损伤,破坏内心的安宁。因此,解绶辞职是他当时维护自尊的唯一选择。

所以,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故事,固然显出了陶渊明的气节,维护了他的形象,为后世称颂不绝。然而,这气节的背后寓含了几多的无奈,几许的辛酸,不了解陶渊明的人生经历是难以体会的。

辞官后,陶渊明认识到自己不适合为官和不愿为官的心性,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幻想,决定从此安顿生命和精神于故乡田园。于是,他写下了《归去来兮辞》一文,正式开始了隐遁的田园生活。

文人喜欢标榜自己的隐逸之志,虽说里面多是有自欺欺人的成分,但也有积极的一面。这样做可以在精神上给自己预留退路,在遇到挫折后,也也就更容易做到心平气和,出入自如,去留无意,宠辱不惊。亦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中所言: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”,他将不愿出仕,说成是自己的平生之志,这既是自我解释,也是自我安慰和激励。

严格来说,此时的陶渊明并未真正的隐居,只是归返于田园。因为从那一时期的陶诗中可以看到,他虽然忙于农事,但我们看不到他的辛劳,只见其“时复墟里人,披草共往来”的从容,“桑麻日以长,我土日已广”的喜悦,还有“常恐霜霰至,零落同草莽”的小小担忧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,陶渊明真正下定决心彻底归隐于山林,是从公元417年开始的。

公元417年起,陶渊明眼看着刘裕受封宋公,后来又拜相国,受九锡,直至杀司马德宗,立司马德文为帝,他明显预感到曹氏家族颠覆汉室、司马家族颠覆曹室的悲剧就要重演。于是,他心中对正统的信念逐渐崩溃,内心也随即产生对人生意义的虚无感。同时,世道的混乱又让他对于自己当年主动辞官归隐,拖累政坛的决定,真正的开始予以肯定。

在一年间,陶渊明连作《饮酒》组诗二十首,篇篇有酒。

看到这,或许你会说,陶渊明也选择借酒避世了,这不跟刘伶一样吗?

且慢,如果你读过陶渊明的《饮酒》组诗就不会这么说了。

陶渊明的《饮酒》组诗由二十首五言诗组成,虽然以酒为名,但最终意的指向却不在酒,而是以酒寄意,诗酒结合,抒发自己内心所思所感的作品。

《饮酒》组诗中,有歌咏、追慕古代贫士的;有回顾自己出仕经历,反省自身选择的;有托物言志,借他人之典故阐述自己处世态度的;有剖析自己的性格,阐述自己意志的;有抨击世道混乱,为历代读书人鸣不平的;

《饮酒》组诗中,最有名的当属第五首了:

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”,既有“非帆动、非风动,是为心动”的禅意,又有不拘形迹、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随意采菊,无心见山,此二句表达出了“云无心以出岫”式的意境。

“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人的心灵感受是丰富的,语言的概念界定是单一的、固定的。因此,如老子所说的,“天地有大道而不言”,语言有时候不能穷尽其意,真意有时候也是可感而不可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纯音乐时,内心会有千变万化,无穷无尽之感受的真正原因,因为,音乐在那一刻已经超越了语言。

这是陶渊明用他一生的体验和感悟写下的景观,其人生的真谛不是区区“倦鸟知还”、“倦鸟归林”之类字句,可以表达的。人无心见景,心与景却能自然地交融,产生朦胧的意境,真正达到了庄子“心境合一,物我两忘”的境界。

酒是陶渊明通往无欲恬淡、自乐于内的境界的重要媒介。在《饮酒》组诗中,陶渊明既以古代隐者贫士自慰自励,更对人的命运本身产生怀疑;既为自己的违时而无奈,更为世事的违己而愤懑;既不断地通过它物进行自我排遣,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。

焦灼不安的灵魂是不可能被酒精所麻醉的,陶渊明饮酒,更多是为了将生命安顿于深刻的思考之中,而不是寻求刘伶那样的醉生梦死的境界。饮酒后,他虽醉犹醒,不仅看到了自己生不逢时、悲守穷庐的现实,也敢于直面这种现实,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;不仅从自己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命运的注定,也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与乐趣。

陶渊明虽然身归隐于山林,而他的精神却归隐于酒。因此,同样是饮酒,陶渊明却达到了前人不曾到达的境界:表面上饮酒作诗,实际意志却不在酒,而是人之所在。在他的酒杯中,既没有借酒避世,也没有狂狷不羁,有的只是对自己田园生活的呈现。他饮酒没有任何的功利性目的,只是为了寄托情意、娱乐身心,所以他的诗文几乎篇篇涉酒,却内容丰富,给后人以超越世俗名利的审美感受。

结语

不管是过去、现在,还是将来,这个世界永远存在一个我们人人都要面对的终极命题,就是人生的意义。当人彷徨于自己人生的路口而茫然地不知所措时,当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被判为虚无时,我们难免会面临失去精神家园的危险。

这时候,面对精神世界中巨大的空漠感,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去消解。而酒,自从它出现以来,就是一种消解人们内心虚无之感,通往逍遥状态的天然之物。

不错,饮酒的确能够让人暂时忘却生活中的诸多烦恼,但它终究不是根治现实问题的良药。这道理其实很明了,谁人又不懂呢?

然而,有些人却沉迷于醉酒后飘忽自得、物我两冥的境界,而不能自拔,企图永远活在酒中的世界,醉生梦死。也有人饮酒只为了片刻的精神放松,陶然自得,体验庄子所言的物我两忘之境界后, 他们虽醉犹醒。

这是中国人饮酒的两种不同境界,正如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刘伶,和陶渊明。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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