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一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围棋

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,战乱频发。西晋统一中国,思想界又陷入一种“清谈”和“玄幻”之风,围棋这项运动自然染上了时代的这些特点。

三国鼎立时期,吴国的围棋最为普及。吴国境内较为安定,孙策、吕范、顾雍、陆逊这些士大夫中好棋者颇多。宋代李逸民编《忘忧清乐集》记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。孙策后,孙权、孙皓均爱下棋,上行下效,东吴弈风越来越盛,“不务经术,废事弃业,忘寝与食,穷日尽明,”统治者感觉照此下去,围棋运动有“倾城倾国”的危险,太子孙和要韦曜作《博弈论》,以便纠正世风。结果韦大人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,到了两晋南北朝,围棋的盛况超越了三国时期。

晋朝开基者晋武帝司马炎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,他经常与中书令张华下棋,可以说围棋促成了西晋灭吴,统一全国,此事见蔡东藩《两晋通俗演义》二十九记载:孙皓不道,意欲北伐,张华牢记羊叔子临终嘱托,要武帝早做准备,武帝以天寒为由,未便出师。某日,诏张华弈棋,忽然荆州都督杜预递入急报,说是孙皓或徙都武昌,要武帝抓住机会。武帝看完,转给张华,张华看毕,便推枰敛手道:“陛下神明圣武,国富兵强,号令如一,吴主荒淫骄虐,诛杀贤能,及今往讨,可不劳而定,幸勿再疑。”武帝毅然道:“朕意已决,明日发兵便了。”

著名的围棋与战争典故在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

“谢公与人围棋,俄而谢玄淮上信至。看书竟,默然无言,徐向局。客问淮上利害,答曰:“小儿辈大破贼。”意色举止,不异于常。”下围棋到了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”的境界。

南朝的围棋全面繁荣,张如安《围棋与中国文化》写这时候有九大标志证明围棋进入黄金时代:南朝帝王更热衷,更自觉,更着力地倡导围棋;围棋州邑建立;人口激增;高品棋手形成独特鲜明的风格和个性;围棋专著在数量上超过前代;形成了“天下唯有文艺棋书”的社会风气;围棋活动和棋品等级载入史书;南北棋艺双向交流;围棋文化向周边国家辐射。

围棋州邑建立类似现在我国现阶段的“围棋之乡”,但是我国的“围棋之乡”并没有行政含义。《南齐书》记载宋明帝(刘彧)爱好围棋,置围棋州邑,以建安王休仁为棋州都大中正。王谌与太子右率沈勃、尚书水部郎庾王圭之、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。这应是我国最早的官方围棋机构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围棋棋具出现重大变化,魏晋时,南北方的棋盘均为横竖17条线,《棋经》说:“棋局纵横各十七道,合二百八十九道。”十六国以后,北方已经出现了十九道棋盘,《孙子算经》有一道计算题:今有棋局方十九道,问用棋几何?答曰:三百六十一。19道围棋盘的出现,是围棋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,沿用至今。

当时的围棋“段位”分成三等(东汉),“ 上者,远棋疏张,置以会围,因而成多,得道之胜。中者,则务相绝遮要,以争便求利,故胜负狐疑,须计数而定。下者,则守边隅,趋作罫,以自生於小地。”到了曹魏,仿九品中正制,棋艺也分九品。南朝时,皇家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品棋活动。

魏晋时期的士人将能引起人精神愉悦的活动称为“戏”,“ 琴棋自乐,远游可珍。含道独狂,弃智遗身。寂乎无累,何求于人。长寄灵岳,怡志养神。”嵇康这首诗体现出了魏晋围棋风流的一面。恃才傲物者不愿随浊流,就有了舍弃功利,及时行乐的一面。在对围棋的痴迷把玩中,人生也就有了一种寄托。南朝梁代任昉《述异记》就记载有一段朱道珍、刘廓因围棋结下的生死缘:

朱道珍常为孱陵令,南阳刘廓为荆州参军,每与围棋,日夜相就,局子略无暂辍。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亡。至九月,廓坐斋中,忽见一人以书授廓,云:"朱孱陵书。"廓开书看,是道珍手迹,云:"每思棋聚,非意致阔,方有来缘,想能近领。"廓读书毕,失信所在。寝疾,寻亡。

“竹林七贤”中的阮籍也是那种真性情之辈,他的一生追随“大人先生”,与世俗抗争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记:

籍本有济世志,属魏、晋之际,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,籍由是不与世事,遂酣饮为常。……籍虽不拘礼教,然发言玄远,口不臧否人物。性至孝,母终,正与人围棋,对者求止,籍留与决赌。既而饮酒二斗,举声一号,吐血数升。

以嵇康为代表的“竹林七贤”解体,围棋所体现出来的魏晋风流,也带着些许的血腥味道。世事如此,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,《广陵散》曲终亦成绝唱。

唯有围棋,看金戈铁马,阅人世沉浮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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